奏为酌度江宁现在情形，应暂缓开关，请旨饬查成案，筹款办贡，仰祈圣鉴事。

窃江宁城外向设两关：曰龙江，曰西新。例由织造兼司榷务，并征城门进出货税。每年额征龙江工关税银及铜斤水脚银五万七千六百七两零，盈馀银五万五千两；西新户关税银及铜斤水脚银四万一千三百七十六两零，盈馀银三万三千两，共征正馀银十八万六千九百八十三两有奇。除开支关署应销各款外，照例将所征银两按两季解京。自咸丰三年江宁城陷，织造退处江北，计两关停征税课十有二年。逮同治元年五月，曾国荃驻军雨花台，杨岳斌、彭玉麟水师分布江面，二年攻克九洑洲，上下游货物渐通，乃在距城西南数十里之大胜关设卡抽厘，为凑发各营军饷之用。上年六月江宁克复后，十一月举行乡试，商民稍稍安集，又在城中添办门厘，专给上江两县耕牛籽种之用，他事不准动用分毫。凡此两处厘金之所收，即昔年两关税课之所出也。然地方元气过伤，商民疲困，城中试办一月，旋即改为半厘，月仅收钱一千馀串。大胜关尚能月收钱三四千串，至正月则收数较少，不过收钱一千五百馀串。若遽撤卡设关，断不能足额征之数，相去悬远，加以衙署多所开销，胥吏从而苛索，并恐所征不敌厘卡之数。臣查上年杭州北新等关开办之后，征解寥寥。经左宗棠专折奏停，仰蒙俞允。江宁蹂躏日久，其凋敝较杭州为尤甚，而城门进出皆须收税，更恐商民闻风裹足，有碍于招集流亡之政。应请援照浙省奏案，暂无庸开关征税。俟城市复业，各路商贾偕来，由臣体察情形，再行奏请设关，以复旧制。

至织造衙门年例额办上用、官用缎匹及各项活计工料，军兴以来，久经停运。目下省城既复，纵机户星散，不及如常开织，而本年乙丑大运，亦应由织造松瑞按照部派数目，量为采买运解，以应宫府至急之需，而尽职分当为之事。惟此项经费，现据松瑞请向藩库筹拨。无如藩署文卷全失，臣处又无案可稽。及考之《会典》事例，亦仅载一条云：江宁织办缎纱，照杭州之例，每年于藩库现存银内先支二万两，馀俟派文到日找给等语。臣拟即令藩司万启琛遵《会典》所载，拨银二万，解交松瑞，先行购办。而所办年贡共需用银若干，向由何款拨解，相应请旨敕下户部。内务府查明成案具奏，行文到臣，遵照酌核办理。

其织造及所属各员养廉薪资，并书吏匠役纸张饭食等项，亦宜妥筹津贴。拟并照浙江奏定章程，另由厘金项下按月提银一千两，归该织造支用，自行汇案题销，以资办公而重款项。

所有江宁请缓开关，查案另筹办贡缘由，理合缮折陈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通筹滇黔大局折 同治四年三月十五日

奏为遵旨通筹滇、黔大局，恭折覆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同治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奉上谕：滇、黔惨遭蹂躏十有馀年，谁非朝廷赤子，岂忍坐视其颠危而不一拯救！惟以东南未尽荡平，西北尤关紧要，是以征兵筹饷，不得不先清腹地，再顾边陲。兹幸江、浙肃清，东南底定。张亮基身任黔抚，自不得不为滇、黔筹画。曾国藩等前奏遣撤楚勇，能否派员酌带赴黔交张亮基调遣，及各省厘金能否酌量先为分拨若干以资接济之处，着曾国藩、李鸿章妥为区画等因。钦此。

又奉三月初四日上谕：此时滇中军务未平，纪纲废弛，非有督抚大员带兵入滇，相机剿抚，不足挽回全局。林鸿年现拟进扎昭东，保全完善，以期节节前进。第饷项支绌，疐后跋前，仍恐于事无益。官文、曾国藩等素顾大局，务当与吴昌寿、李鸿章等各就本省情形，于拨解西征饷银外，每月可以协解滇饷若干？酌定数目，迅速奏明办理等因。钦此。

仰见皇上廑念民瘼，绥靖边徼之至意。臣查滇省于天下为最远，黔省于天下为最贫，当此事局糜烂之馀，实有鞭长莫及之势。然圣主绍承大统，虽在新疆万里之外，犹且尺土在所必争，一民在所必救，况滇、黔尚属内地，岂得不力图远略，规复旧基。

自古行军之道不一，而进兵必有根本之地，筹饷必有责成之人。故言谋江南者，必以上游为根本；谋西域者，必以关内为根本，理有固然，古今不易。臣愚窃谓谋滇当以蜀为根本，即以筹饷责之四川总督；谋黔当以湘为根本，即以筹饷责之湖南巡抚。蜀之南多与滇邻，湘之西多与黔邻，进剿即所以自防，势有不得已者，义亦不得而辞。惟既令其专谋一方，则不能兼顾他省。试就湖南论之，近年西剿贵州，东防江西，本省之兵为数不少。而又有东征一局，以巨款解济皖、吴。此外又有滇捐之局、黔捐之局、江西捐局、浙江捐局。各处之筹饷愈多，则本省之进款愈少，断不能大有所为。上年恽世临派周洪印、戈鉴等进剿贵州，连克古州、都江、上江、天柱四城，黔民已有来苏之望。当时若能乘势进取，北剿镇远，南攻都匀，即可与贵阳省城通气，劳崇光等亦不至坐困若此。因湖南饷项无几，恽世临不敢募勇添营，大举深入，致负黔人之望。今皇上慨然远虑，思出黔民于水火，饬臣与李鸿章妥为区画。新任抚臣李瀚章，本在臣营六年之久，又系李鸿章之胞兄，金陵回湘之将、苏军得力之员，多与李瀚章相知相信。若令选将练兵，专图黔事，必可次第奏功。但东征局既裁之后，只能酌添本省之厘以济平黔之饷，不能多供甘肃，更不能分济云南。谋一则情专，饷分则力薄。此谋黔之一说也。

又就四川论之，近年肃清本省，协济外省，亦已悉索敝赋，杼轴久空。成都去滇省近三千里，万山丛杂，兵多则粮运极艰，兵少则回匪难制。即竭蜀力以图云南，尚恐无济。又况川北之保宁、龙安，须以重兵防甘萧之贼，川南之酉阳、泸州，须以重兵防贵州之贼，其势不能专事滇境而尽弃他处。然滇省孤悬南徼，惟四川相距稍近。昭通、东川二府，康熙以前本隶四川，雍正年间，始隶云南。皇上不忍弃滇民于化外，舍蜀别无下手之方。倘使四川督臣能兼督办滇省军务之衔，或竟赴叙州驻扎半年，调度一切，每月专解滇饷四五万，抚臣林鸿年进扎昭东，庶几有恃无恐，而文武兵勇之相从入滇者，去其有往无归之惧，乃可鼓其立功杀贼之心。数月之后，果能于昭东立定脚跟，修明政事，滇民感天子之不弃遐陬，信抚臣之足资保障，相率来归，共图剿回之法。然后开铜厂以兴鼓铸，造战船以利转运，或可挽回全局。此又谋滇之一说也。臣亦知湘、蜀两省物力有限，然非湖南节节进剿，则守黔省者将因援尽而终陷。非四川月月馈运，则进昭通者将因粮绝而仍退。后此愈难措手矣。张亮基欲征兵于苏、皖，林鸿年欲分饷于长沙，其用心良苦，而其成效难期。倘蒙皇上俯采臣言，以黔事责之湘抚，以滇事责之川督，则甘肃之饷应责成江苏、江西、浙江、湖北四省，臣等均不敢有所推诿。所有遵旨通筹滇、黔军务缘由，谨缮折由驿五百里覆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陈明请停湖南东征局片 同治四年三月十五日

再，咸丰十年，长沙创立东征局，于本省厘金之外，重抽半厘，本属商贾积不能平之事。当时冒不韪之名而坚持定义者，黄冕一人之力为多。其局即设于黄冕宅内，是以百口讥议，多方阻挠，且有扬言焚烧黄冕住屋以恐喝之者。其所以幸而办成，全赖抚臣骆秉章主持其事。臣于十年四月，忝膺江督之命，进驻祁门，正值苏、常新陷，全皖糜烂，无片土可以筹饷，甚盼东征局成，藉湘饷以剿吴贼。因闻物议纷滋，不敢遽奏。该局于八月办成，骆秉章于十月赴蜀，臣于腊月底始行具奏。乃湘省商民不怨骆秉章之主持，亦不甚怨臣之妄取，而专归咎于黄冕之倡议。盖筹饷本为怨府，筹本省之饷专供越境之军，尤为各省所无之创举，众口铄金，势所必然。同治二年钦奉十月初二日寄谕，以黄冕不符众论，饬臣随时秉公查核。臣查黄冕前官江南府县，并无劣迹，后随浙江军营，获咎甚重，然皆在二三十年以前。近年黄冕大招物议，则惟东征局一事。而其事实大有益于臣处，是以未及覆奏，盖既不敢辨人言之无因，而又不欲东征局之遽罢也。咸丰十一年安庆垂克之际，粮饷罄尽，赖东征局解银七万，立慰军心。厥后进兵雨花台，孤军深入，时虞饥溃。臣统军过多，不能专顾金陵一军。每当万分危迫之际，臣弟曾国荃飞书乞饷于东征局，无不立时应付。外间不知者，但觉该局筹饷裕如，实则通省商民之心，以谓金陵早克一日，则此局早停一日，并心壹志以助其成功者，非有馀也，求速停也。

迨至去年六月，金陵幸克，湖南人民举手相庆，谓今而后东征事竣，物力可以稍纾矣。臣亦早思力践初议，业于三年三月十二日先行陈奏一次。迨金陵克后，又于十二月十三日、二十八日两次具奏，议定今年夏间裁撤东征局，并先期函告杨岳斌、恽世临、黄冕及湘南各官绅。其湘人来营及公车过此者，均力请早撤此局。臣坚订而悉许之，湖湘之间，传播殆遍。今杨岳斌请改东征之局专供西征之饷，而张亮基、林鸿年又奏分东征饷项协济滇、黔，皆蒙皇上允准。臣伏念五年以来，湖南一省独加半厘，本已偏枯；臣奏停广东、江西之厘，而于桑梓独食其言；臣实用湖南各卡之厘，而令黄冕代被其谤，均有甚不安于心者，谨一一缕陈于圣主之前。

俟四月间，臣即专折裁停东征局，务俾湘民同感高厚之恩，而微臣亦稍释隐微之疚。至于杨岳斌饷项，臣已与之订定，自五月起，即由金陵协解三万，适符东征局解臣之数。又加官文、李鸿章、沈葆桢、马新贻等处协款，甘饷十馀万，不患无着。滇、黔之饷，臣同日另折具奏矣。区区愚忱，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