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察敌人之机：周密地侦查敌人的情况。朱墉引《指南》曰：“敌人之机，指敌人意欲乘袭我之机，言一速一疾之间，正弈家所谓先着也。”

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按，相近的表述亦见于《六韬·临境》，即“发我锐士，潜袭其中，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强调在战争过程中争取主动、出奇制胜，这是对《孙子兵法》思想的继承。《孙子兵法·计》曰：“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施子美曰：“用兵之法，大抵乘机。不乘其机，而徒欲以力争，胜负何自而决邪？……太公之意，非欲使武王得其机而乘之乎？既得其机，复加以速，宜其可以击其不意也。”朱墉引《开宗》曰：“此言用兵当有先虑，密图其机，而又密察敌人之机，以完上文未竟之旨。”朱墉《全旨》曰：“此章言兵道莫微于‘一’。‘一’者，独来独往，潜天潜地，神明变化，可以独运而不可以众解，可以密藏而不可以轻泄者也。故非得机，则‘一’胡由用？非得势，则‘一’胡从显？非得君，则‘一’胡能成？下节复言外乱内整，示饥实饱之诡道。诡正所以成其‘一’也。速乘疾击，胜术先操于我，无非一心之敏捷。”钮先钟认为此篇本来是《龙韬》中的内容，又说：“这一段中最难懂的就是‘一’字，用现代术语来解释，即为‘主动’。简言之，用兵必须保持主动，然后始能独往独来，制人而不制于人。在此不仅提到‘黄帝’，而且也说‘兵为凶器’，可以暗示《六韬》与《尉缭子》在思想上有相当的渊源，也可能是同一时代。这一篇最后又说到‘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这就是孙子所说的‘诡道’。至于‘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则无异照抄孙子的‘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孙子·九地》）。”黄朴民说：“兵道，即用兵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本篇主旨有以下几点：一是强调‘凡兵之道，莫过乎一’，就是用兵要集中兵力，统一指挥。部队的行动如果能够做到‘一’的要求，就能‘独往独来’，达到‘阶于道，几于神’的境界。二是‘存’与‘亡’以及‘乐’与‘殃’虽然是对立的，但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又可以相互转化。因此，应该存时虑亡，乐时虑殃，灵活用兵，促使形势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转化。三是在两军相遇、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要取得胜利，必须示形动敌，欺骗敌人，声东击西。四是兵贵神速，击敌不意。通过料敌虚实来明察战机，一旦战机出现，就应该捕捉和利用，‘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

武王问太公曰：“用兵的原则是什么？”

太公答道：“用兵的原则，最重要的莫过于军事指挥权的集中统一。指挥权统一了，才能使部队不受羁绊，所向披靡。黄帝说：‘指挥权一旦统一，就能掌握用兵的规律，接近神秘莫测的境界。’运用这一用兵原则的关键在于把握时机，发挥这一原则的关键在于因势利导，成功实践这一原则的关键在于国君。所以圣王将战争称之为凶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它。如今商王只知国家依然存在，却不知已濒临灭亡，只知享乐，却不知祸殃。这种存在不代表长久存在，一定要考虑国家有可能灭亡；这种欢乐不意谓着真正的欢乐，一定要考虑未来可能遭受祸殃。现在君王您已思虑治国的根本问题，难道还会忧虑枝节问题吗？”

武王问道：“两军相遇，敌人不能来攻，我军也不能反击，双方各自设置坚固的防御工事，都不敢首先发起进攻，我军想偷袭敌人，却不具备有利条件，该怎么办呢？”

太公答道：“部队要做到表面看起来混乱不堪，实则内部严整有序；士卒看起来饥饿，实则吃得很饱；是精锐之师，但表面看起来却迟钝愚笨。无论合拢还是分离，无论聚集还是散开，都要隐匿自己的计谋，秘藏自己的意图，加高自己的壁垒，埋伏好自己精锐的士卒，阵地上寂静若无声响，敌人不知我军的防备部署，要攻击西边的敌人，却先袭击东边的敌人。”

武王问道：“敌人若了解我军的实情，掌握我军的计谋，该怎么办呢？”

太公答道：“用兵获胜的方法在于周密地侦查敌人的情况，先迅速凭借有利形势捕捉战机，再出其不意地对敌人予以猛烈打击。”

武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