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有纪传而无志。志是专门记载政治、经济、天文、地理、礼乐等典章制度的，它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全面反映，是后人了解认识这一时期历史所凭依的资料。在《三国志》前边的《史记》、《汉书》，都有这方面的内容。《三国志》无志，可能有社会动乱不已、资料不足等多种原因，但一部完整的纪传体史书无志，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缺憾。

一是叙述过于简略。《三国志》叙事简洁是它的优点，但对于史书来说，还是要给后人尽量多地留下有价值的资料。这一点陈寿做得有些不够，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资料很少，与传主的身份地位很不相称。如关羽、张飞、赵云，乃是蜀汉的开国元勋，而《蜀书·关羽传》仅一千二百余字，《蜀书·张飞传》仅八百余字，《蜀书·赵云传》仅四百余字。又如徐幹、陈琳、应玚、阮瑀等建安时期的著名文人，皆未立专传，只附记在《魏书·王粲传》中，而且除记陈琳事有三四百言外，其余皆寥寥数语。这其中也有资料不足的原因，《蜀书·后主传》的评论说：“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不设史官，当然记录下来的资料就不会太多。

一是对曹氏、司马氏等统治者隐恶溢美，曲笔回护。这是陈寿最受诟病的地方。中国的修史传统，讲究直书实录，不隐恶，不扬善，给后人留下信史。唐代史学家刘知己批评陈寿对司马氏篡权弑主事未置一词，不肯如实记录。清代学者赵翼《廿二史札记》有“《三国志》多回护”一条，专论曲笔回护事。考之史实，这确实不是虚词。但所谓曲笔回护，是专制时代无法完全避免的。陈寿作为晋人，让他直指甚至揭露当朝者的丑恶行径是不现实的，有时甚至还要为他们粉饰，对他来说，这也是无奈之举。而实际上陈寿在对统治者有所回护的同时，也对他们作了一些隐讳的批评，如在《魏书·文帝纪》的评论中，他就对魏文帝的心胸狭隘进行了批评。而且同样是曲笔，要看是有意还是无奈，还要看程度的多少。考察《三国志》，毕竟直笔实录的多，曲笔回护的少，整体上是实录。

此外，还有人批评陈寿借修史谋取私利和发泄私愤，古今学者对此作了驳正，都是不足凭信的虚言。

《三国志》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是它的注。陈寿去世一百多年后，随着有关三国的史料的逐渐出现，南朝宋文帝刘义隆认为《三国志》过于简略，命时任中书侍郎的裴松之为之作注。裴松之字世期，河东郡闻喜县（今山西闻喜）人，在他的祖父时，裴家迁居江南。他从小好学，“八岁学通《论语》、《毛诗》。博览坟籍，立身简素”，著述甚丰。他的儿子裴骃也是著名的史学家，曾撰后来被称为《史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一书。裴松之领命后，“鸠集传记，增广异闻”，于刘宋元嘉六年（429）将《三国志注》完成。书成奏上，宋文帝非常满意，赞扬说：“此为不朽矣。”

裴松之的注不同于传统的注，重点不在于对语言、名物、制度的考证解释，而在于对史事的补缺、备异、惩妄、论辩。其中补缺、备异，是资料的补充，是对于所引用资料的归纳与整理。惩妄、论辩，则是对于所引用资料的考证与批评。这就是说，他不仅仅是简单地搜集罗列资料，而且要经过校勘考证，提出自己的观点。有学者考证，裴松之引用的书达二百一十种，其中大部分已经亡佚，而他所引史事，大多首尾俱全，未加删节，这就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资料。所以《四库全书总目》说裴注“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比如关羽、赵云二人传记的简略问题，经裴注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蜀书·关羽传》补充约一千字，其中有关羽喜读《左传》、许田射猎等事。《蜀书·赵云传》补充一千四百余字，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其中有赵云截江夺阿斗等事。这些大量的极其有用的资料，为后人阅读理解这部史学名著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同时也为后人创作《三国演义》提供了素材。

对于裴松之的注，人们也有非议之词，比较突出的是认为他引用资料过于芜杂烦琐。《四库全书总目》就说裴松之“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至于有的学者批评他“注之所载，皆寿之弃余”，就不够客观了，他所引用的资料，大部分出于陈寿同时人或后人的著作，陈寿根本没有见到它们的可能。而有些可能被批评者引以为据的东西，裴松之的初衷并不全是为补充资料，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史学观点。比如著名的“空城计”的故事，它最早见于西晋郭冲的《诸葛亮五事》，根据史实，是毫无根据的妄说。所以陈寿未予采纳。裴松之虽然引用，但应该是出于惩妄的目的。所以他在引用的同时，对这种说法的荒谬以及悖于史实，都作了批评，认为“此书举引皆虚”。而这些虚妄的材料本身，以后人的眼光来看也不是毫无用处，它被后人加工借用，成为《三国演义》中非常精彩的一个章节。

总之，裴松之的注价值极高，它已经与《三国志》成为一体，读《三国志》必须要读裴注。清代学者钱大昭甚至认为，裴松之依据他所掌握的新材料，完全可以自成一史，是因为他自己谦虚，才附于《三国志》下作为注而存在。

由于具有巨大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三国志》不仅在史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对后世的社会文化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三国志》很早就流传到海外，有各种文字的版本，海外有众多的学者在研究《三国志》。大约在元末明初，罗贯中依据《三国志》创作《三国演义》，把作为正史的《三国志》通俗化为小说，它最初的名字就叫作《三国志通俗演义》。书中大多数的人物及故事情节都可以在《三国志》及裴注中找到根据或线索，材料的主要来源就是《三国志》及裴注。由于《三国演义》的推波助澜，三国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而来源于三国故事的人物、典故、语言等等，更是早已深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各种文艺形式的创作也大量的取材于三国故事，比如作为中国国粹的京剧，甚至专有成套且具相当规模的三国戏。三国故事在日本及东南亚等地广为流传，在西方也有很大的影响。有关三国故事的方方面面早已形成为丰富多彩的三国文化，而三国文化的普及反过来也促进了人们对于《三国志》的了解。就社会影响及普及性而言，《三国志》在中国的史书中是绝无仅有的。总体而言，绚丽多姿的三国文化，滥觞于陈寿的《三国志》，而由裴松之的广采博注助扬其波，至《三国演义》的流传，则蔚为大观而成江河了。由此，对于三国文化有兴趣的读者，如果能从其所由来的《三国志》中去追寻人物事件的踪迹及线索，将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