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在中国宗教史和历史文献学方面有很大贡献，著作很多。有关于古代几种外国宗教传入中国的研究《古教四考》，以及与宗教有关的《元西域人华化考》等。这些著作填补了中国古代宗教史的空白。关于佛教史和道教史，他也留下了极为有用、裨益后人的著作。在历史文献学方面，有目录学、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等方面的专著。《通鉴胡注表微》则是以考史形式寄托爱国热情。他治史重史源，讲类例循分类列举之法，优点是条理清晰，缺点在平列事例，不利于历史地分析问题。

顾颉刚最先以“疑古”著称，所编著的《古史辨》是以此观点考辨古史的集体著作。他以疑古为手段而以考信为目的，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对一些古史的荒谬传说起了廓清作用。他对历史地理也有研究倡导之功，创办了《禹贡》半月刊，同时也重视少数民族史和中外交通史的研究。

不少学者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在通史、断代史、专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邓之诚撰写的《中华二千年史》，以王朝为序，叙述各朝政治经济文化因革递嬗之迹，是一部具有通识的力作。周谷城的《中国通史》、岑仲勉的《隋唐史》、郑天挺的《清史探微》、孙毓棠的《中国古代经济史论丛》，皆各具特色，不同程度地填补了中国历史研究的空白。

由于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涌现出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在史学界产生影响。郭沫若自年旅居日本后，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史和古代文献，在史学上不断地辛勤著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方面，写出了第一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中国历史的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后又写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等论著。在文献学方面，运用唯物辩证法对甲骨文和金文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利用甲骨文和金文研究中国古代史，取得显著成就。

在、年代，还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惟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在通史、社会史、思想史、近代史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通史方面，吕振羽著有《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主编了《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著有《中国史纲》。范书是中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地研究和叙述中国古代史的名作，在历史思想和编撰方法上很有特色，夹叙夹议，文字简洁，深受读者欢迎。在社会史方面，吕振羽写了《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等著作，邓初民写了《社会史简明教程》（后改称《社会进化史纲》）和《中国社会史教程》，侯外庐写了《中国古代社会史》（后改称《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何干之写了《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等等。在思想史方面，吕振羽首先著有《中国政治思想史》；侯外庐建树最多，著有《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等，郭沫若、杜国庠等也有关于思想史的著作。在近代史方面，有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著作问世。范书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系统地叙述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过程，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指出中国人民与统治阶级走着不同的道路，热情地歌颂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走上了科学的道路。胡书是马克思主义的近代史专著中的代表作，阐述了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将中国变为半殖民地，中国人民与中国反动势力对待帝国主义的不同态度。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惟物史观，分析占有材料，总结中国历史；二是为革命而从事历史研究和著述，也就是贯彻了史学的科学性和现实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大史学工作者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历史惟物主义，发扬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不断开拓进取。虽然先后经历了形而上学的极“左”思潮、教条主义、狭隘地“为政治服务”以及影射史学等的干扰，中国历史学仍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在史学论著、发掘和鉴定史料、考古、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无论是数量和质量，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是旧中国史学界所做不到的。

简册

简是中国古代用于书写的狭长竹木片。若干简编连起来就成为册。古书里往往把“册”写作同音字“策”。在植物纤维纸流行以前，简册是主要的书写材料。

《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里有“册”字，作等形，竖画代表简，或代表缠在简上的编绳，可见至迟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已经有简册了。商代人是否已经把帛用作书写材料，现在还不清楚。周、秦、汉各代都是简、帛并用的。但帛的价值高，远不如简册使用得普遍。东汉中期蔡伦改进造纸方法以后，纸开始成为重要的书写材料。但是纸的普及有一个过程。在魏晋时代，虽然私家已经越来越普遍地使用纸，官府文书仍多用简册。到了南北朝时代，简册才基本绝迹。